告别故乡，飘洋过海，闯入陌生的国度，面对莫测的未来，从一无所有中，胼手胝足，砥砺奋斗，开创充满希望的新生活——这就是海外华侨华人们不平凡的人生之路。重重磨难，使他们的成功更加光彩夺目，令人崇敬。
　　新加坡的周颖南，无疑是成功华人中的佼佼者。

　　 一、海外奇人

　　出名，是成功的标志之一。如今，无论在中国大陆还是海外，知道“周颖南”这个名字的人越来越多了。他是一位企业家，是赫赫有名的新加坡同乐饮食业集团、海洋纺织私人有限公司和中国武汉新民众乐园有限公司的董事主席。
　　他又被称为“南洋一枝笔”、儒商代表，是海外著名华文作家、文艺理论家、鉴赏家，著述发表了200多万字的文学作品，包括散文、诗歌、小说、新闻报道、报告文学、文艺评论、学术论文等等，丰富多彩，共有十几种文集、评论集问世，中国现代文学馆特辟有“周颖南文库”加以收藏。他是获此殊荣的海外第一人。
　　他交游广阔，堪称社会活动家，在诸多著名的社会机构和组织中担任职务，头衔之多令人咂舌，包括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世界中国烹饪联合会副会长、顾问。还受中国国立的华侨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扬州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河北师范大学、广西师范大学、洛阳工学院、湖北函授大学和烟台永康残疾人大学等的聘请，分别担任了这些学府的客座教授、兼职教授、名誉教授、研究员、理事长和名誉校长。
　　如此绚丽多姿的人生，商人耶？文人耶？文坛泰斗叶圣陶对他的作品给予很高评价，认为“清新隽永，笃于友情，览者共赏，我亦云然。”大师青眼有加，言之凿凿。
　　一位日本学者，也是周颖南作品的日文译者谷川毅，慕其文名，来新加坡拜访，盘桓日久，归去后，写信言：“您以《映华楼随笔》给我留下了是一位文化人的强烈印象。但通过这次面晤，使我也从中看到了周先生作为企业家的另一张面孔。我想我也窥见了作为纺织品和饮食业经营者的您的严厉性。”他的话也是有感而发，绝非敷衍之辞。
　　看来，即使在上述这位中国通的日本人眼里，周颖南也是个奇怪现象。对传统华人社会来说，商人和文人本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在所谓士、农、工、商这四大社会阶层中，二者之间天差地远。古来有儒将之名，却从没有“儒商”概念。文人下海经商，到了近年还被炒得纷纷扬扬，莫衷一是。但偏偏在亦文亦商的复杂角色转换中，周颖南却应付裕如，并于二者间巧妙嫁接，以文促商，以商养文，文兴商茂，文坛、商海两界同时取得出色成就。放眼华人世界，真让人有不作第二人想的感觉。
　　无怪乎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季羡林老先生曾感叹：“我生平还没有遇到一个既是企业家又是文学家的人，有之自周颖南先生始。在我眼中，周颖南先生是一个畸人，可以入‘畸人传’的”。
　　所谓“畸人”是句老话，即为不合时俗的人。怎样讲？自古笔杆、算盘不两立，他却在商海搏击中，时刻不忘文人本色，既亲自动手舞文弄墨，又不遗余力地资助扶持文化艺术事业。他“笃于友情”，爱护下属，待人接物讲情谊重信用，做不出见利忘义、落井下石的事。在讲究实际利益的商品社会里，这的确是不合时俗。有人据此称其为“奇人”，也很贴切。

　　二、在仙游家乡的早年生活

　　地处大蜚山下、木兰溪畔的福建仙游，山川锦绣，人文荟萃，历史上文风鼎盛，才俊辈出。早在宋代，其科甲即“冠于八闽”，有“海滨邹鲁”、“文献名邦”之誉。1929年，周颖南（原名周国辉）就出生在仙游县城的一个书香门第。
　　周颖南的父亲周子溪先生早在20年代曾远渡重洋，在印度尼西亚泗水做工并教书，小有积蓄后束装回国，立志投身教育回报乡梓。他在仙游创办新派的振文学校，招收贫寒子弟入学，倾力栽培，深受乡人爱戴，被尊称为“仙游的陶行知”。子溪先生撰写的对联，“秋雨梧桐院落，春风桃李门墙”，就贴在学校门口，写尽了他的人生志趣和对清贫高尚的教师职业的热爱，为人传颂。
　　周颖南是家中独子，双亲望子成龙，自然对其寄予厚望。初会读书识字，父亲就亲自教他读一些简短的古文，如《春夜宴桃李园序》、《陋室铭》等。到了能握笔写字，又为他装订了一个小本，并题上“文阵雄师”四字，殷切期盼之情跃然纸上。父亲的谆谆教诲，深深影响了周颖南以后的人生道路，也使他早早就迷上了文学艺术。
　　动荡的年代里，他的早年生活注定要充满艰辛。父亲办的学校被政府以不准私人办学的名义勒令关闭了，一家人的生活也陷入困顿。但人穷志不穷，周颖南小小年纪就主动为父母分担家务，贴补家用，也更加自觉刻苦地学习。进入初中的时候，他幸好被学校特许豁免了学杂费，成为获得这种优待的第一人。没有钱买书，他就依靠笔记度过3年学习的日子，终于顺利完成了学业。
　　初中毕业，他以优秀成绩考入福建省立仙游师范学校，不但免缴学费，膳宿费用也全免，每月还可以拿到一些津贴，3年毕业后政府还将负责分配工作，可以帮助家庭摆脱经济困境。就这样，完全凭了自己的努力，他没有让父亲所叹息的“教了一辈子书，自己的儿子却读不起书”的窘境变为现实。永远不向困境低头，靠自己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这是他自小流露出的性格，也成为他以后的人生信条之一。
师范生周颖南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刻苦攻读学业，并大量阅读了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郁达夫等作家的作品，有空也去他非常崇敬的仙游画派著名画家李耕的“菜根精舍”观摩学生画画，常常流连忘返，陶醉不已。他也开始初试文学创作，在家乡的报纸上发表了不少诗歌、散文和童话，他模仿巴金笔法写的处女作小说《闺怨》，引来一片赞扬声。到出国为止，他精心保存下来的作品已经积满了厚厚一册，舍不得丢弃，家人也一直当作宝贝似的替他保管。遗憾的是，这些宝贵资料，在“文革”时期却被当作“四旧”抄没了，下落不明。
　　师范毕业后，周颖南以优等生的资格分配到城西小学任训导主任，兼5年级班主任，时年19岁。他通过言传身教，使所教导的班级成为公认的模范班级。
　　然而，小学教师的收入毕竟十分微薄，要真正改变一家老小的生活状况，只能另想它法。
　　1950年，时年21岁不甘于现状的周颖南为了全家生计，走上了父亲当年的老路，南渡印度尼西亚泗水，决心用自己的双手，彻底改变人生命运，开创属于自己的一片新天地。

　　三、印尼创业２０年

　　印尼是著名的千岛之国。一辈又一辈华人华侨，在这里辛勤开拓，努力劳作，为印尼的开发作出了突出贡献。
　　在周颖南到来之前，周家有100多位亲友散居印尼各地。但他却不愿意依赖亲友的资助，而是以一介书生，赤手空拳，一路拼搏地去闯荡自己的事业。
他先在泗水的一家工厂当会计，兼做生产管理，白天工作，晚上的时间则用来学习印尼语文和工商业知识。眼观手记，悉心体会，他逼迫自己在最短时间里融入新生活，掌握养身立命的真本领。
　　这时的雅加达已成为印尼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为了追寻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周颖南迁居到雅加达。他到一家汽车零件公司当会计，挣的钱尽量积攒下来，以图将来更大的用途。为了有更多收入，他业余还为别的公司整理帐目。
工作和生活都是艰苦的。他在为自己将来的事业默默积累着能量。难能可贵的是，即使在最艰苦的时候，他却依然难忘自己在精神领域的追求。他挤出宝贵时间，发挥自己师范学校毕业生专长，当起了夜校的义务教师，为当地迫切需要学习的华侨青年补习文化。他要弥补自己的遗憾，让自己从小在慈父教导下树立起的“服务社会，服务人群”的宏愿付诸实践。
　　终于，他认为有力量拥有一家属于自己的公司了。1955年，周颖南与朋友合作组织同丰贸易公司，专门输入欧美各国的汽车零件。他不辞辛苦，经常往返于东爪哇、西爪哇和苏门答腊各地招商。在他的努力打理下，公司业务蒸蒸日上。有一件事很能反映他为人处事的方式。虽然当上了老板，他却依然在原来任职的公司里当了很长一段时间会计，替人打工，不为贪图那点儿工资，只因为那个公司尚未找到接手的人选。这种重情谊、讲信义、从不过河拆桥的精神，在他的商海生涯里，为他赢得了一个又一个合作伙伴的信赖和尊重，也是他以后事业成功的重要因素。
　　也许是他文化人的本质使他善于分析、把握时事，总之，他清醒地看到，汽车零件零售业虽然红火，但市场日趋饱和，很容易陷入困境，于是毅然改弦更张，先与朋友合资经营独立保险有限公司，出任总经理，接着又看准了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在经济活动中日益显现的巨大作用，向几个同道力主接办在印尼有悠久历史的梭罗银行。起初大家都有些犹豫，但周颖南认为，风险不可怕，世上哪有获百利而无一害的事？他的胆略感染了同伴，大家终于决定接手。
　　被接管后的梭罗银行，增资改组，扩大经营，除了雅加达的总行外，又在雅加达、泗水、玛琅各设分行，成为股份有限公司，从此日渐兴旺发达，信誉鹊起。这家银行70年代初期与繁荣银行合并，后来演变成为大亚银行。
　　此外，他们又创办了慧星收音机装配厂，出品各种类型的半导体收音机；创办了南熏有限公司，专营进口业务。三业并举，在印尼工商界开始享有很高知名度。白手起家的周颖南，终于事业有成。
　　经商同时，他密切关注着时局发展。他为新中国诞生后不断取得的建设成就而欢欣鼓舞。揭露无耻谎言、把祖国的新貌介绍给大家、让广大华侨分享喜悦的渴望，化为他继续拿起笔杆的冲动。50、60年代，他在印尼写了大量的作品，发表在报刊上。他还兼任起雅加达华文报《火炬报》的义务特约记者，不拿稿费，开着自己的汽车四处采访，采写了很多颇有份量的新闻报道稿，俨然成为一名“名记”。

　　四、在新加坡第二次创业

　　新加坡，一个位于马六甲海峡咽喉地带、充满热带雨林风情的迷人海岛。它是东南亚一带独一无二的以华人为主体的社会，1965年脱离马来西亚独立后，这个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优越自然环境的新兴岛国，百业待举，商机无限。
　　1970年，41岁的周颖南举家迁居到新加坡时，这里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经过印尼20年白手起家，艰苦创业，周颖南早已成为一个眼光远大、精明强干的企业家了。如饥似渴地吸收人才和资金的新加坡，将为他提供大显身手的绝佳舞台。
　　在这里，他与友人先是投资国际纱厂有限公司，任董事、副经理。接着又联合创办联洲油脂工业有限公司，任董事兼总经理。同时他还出任了香港年年投资有限公司董事主席和马来西亚综艺机构董事。
　　他的事业迅速发展。而真正取得了飞跃式进步的，是他与友人合作创办海洋针织厂、染整厂及制衣厂，后改组为以生产出口产品为主的海洋纺织私人有限公司，他出任董事主席。
　　多年商海搏杀的经验，以及文人式的缜密眼光和分析头脑，使他清楚认识到先进科技的重要作用。为了增强和保持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他们投入大量资金，对“海洋”进行现代化改装，购置了世界最先进的生产、检测和试验设备，同时靠以诚待人引进和留住人才，使产品产量和质量都有了质的提高，并不断稳步前进。正是他的棋高一着和先行一步，保证了他的企业在国际市场的风云变幻下，成为新加坡同类产业中几乎硕果仅存的商家，并与同业合作，走向跨国发展的道路，先后在南非、中国设厂。海洋纺织有限公司获得1998及1999年度“新加坡50家杰出企业”的荣誉。
　　自80年代开始，随着新加坡的日益繁荣，它已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国际性大都会，是世界最大的中转港和最重要的商业金融中心之一，是花园式的旅游城市和新兴的国际美食名都。于是，周颖南又把目光投向了餐饮业，他认定，这是一个发展潜力无限、有着光明前景的产业。
　　1980年，一个偶然的机会，经过朋友介绍，他开了第一家餐厅——湘园酒楼。虽然是个陌生行业，但首次出手，就显示出他在经营思想上的过人之处。
　　他认为，时代在发展，人们越来越重视生活质量的提高，对饮食的要求已不能仅仅满足于口腹之欲，更要求精神上的享受，也就是要吃出文化来。而在新加坡，搞这种符合时代要求的中餐肯定受欢迎。在这方面，他无疑是有优势的。
　　当时新加坡中餐业，风行粤菜、川菜等，食客们趋之若鹜。经过深思熟虑，周颖南决定新餐厅以出品尚属冷门的湖南菜为主，另辟蹊径。他亲赴台湾，聘请了最有名的湖南菜厨师，新餐厅也因此定名为“湘园”。
　　湘园走的是高档路线，菜品、餐饮用具和服务俱为一流水准，整个环境设计则凸显中国传统文化特色。这为当时的新加坡中餐业带来一股爽朗的清风。
　　酸辣咸鲜、汁浓味厚的湘菜，征服了无数口味挑剔的食客。品味高雅的湘园文化更是令所有人耳目一新，尤其受到讲究情趣和风雅的名流、文人的钟爱，距离不远的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专家、学者、莘莘学子们理所当然地成了座上常客，富商豪客也纷纷来一掷千金。到湘园吃饭，蔚为时尚。即使在接踵而至的经济不景气的恶劣环境下，一枝独秀的湘园依然终日宾客盈门。
　　湘园一炮打响，坚定了周颖南向餐饮业发展的决心。同乐酒家、芳园酒家先后开张，同乐集团诞生了，并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迅速成长为在新加坡和印尼雅加达两地拥有近20家餐厅，出品包括中国各主要菜系，旁及素菜、日本菜、新亚洲菜、以及极负盛名的“中西合璧”改良菜肴等，年经营额5000余万元新币的大型饮食业集团，具备了企业化经营的规模。2001年3月，同乐饮食业集团在新加坡股票交易所成功挂牌上市，正式成为大众公司。
　　作为这家在东南亚一带声名显赫的饮食业集团的董事主席，以及海洋纺织私人有限公司、中国武汉新民众乐园有限公司的董事主席，周颖南的事业正如日中天。
　　当然，在新加坡风光无限的岁月里，他也有过挫折和风浪，有时简直是险恶的大风大浪。逆境中，往往更能显出英雄本色。
　　1984至1986年，新加坡经济受到世界经济萧条的影响，周颖南所经营的事业也一时面临困境。但他没有像别的一些老板那样，吊下脸来给手下的经理、员工颜色看，而是以他的豁达大度、自信和坚强感染着他们，使大家团结一心，总结经验，找出不足，共渡难关。员工们认为他有“大老板”的气概，待人宽宏大量，也有办法，因此对企业更加忠诚，始终充满信心。经过成功战胜这次经济波折，周颖南的事业又跃上了新台阶。
　　至于他的家庭生活，可谓幸福美满。一子四女受到家学的熏陶，全部成长为栋梁之材。公子周家萌毕业于美国俄克拉荷玛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现在是同乐饮食业集团总裁，全面负责集团日常的经营和管理。大女儿周家萍、二女儿周家莉和小女儿周家茵也都在同乐集团里担任高级管理职务。几个人同心协力，帮助父亲管理企业，事业搞得红红火火。三女儿周家莘，毕业于日本东京雅马哈音乐学校，现侨居美国，创办几家音乐学校。

　　五、不失文人本色，经商以兴文

　　钟爱文学艺术，经商不误为文，是周颖南的一大特色。他自中学生时代起就初试文学创作，参与仙游文艺联谊会活动，并在一家报上主编《生机》文艺副刊。他曾自言：“从小，我就酷爱书画，没有成为画家也许是我终身的遗憾。”
南渡印尼以后，特别是在雅加达生活时期，随着所经营的事业日见起色，他的文化活动也进入了第一个活跃期。
　　1955年，他在雅加达兴安大厦礼堂举办个人藏画展览，将义卖所得全部捐献给新办的兴安学校和家乡仙游的城西小学。他在紧张工作之余，又重操旧业，爬起格子来，在《新报》、《新报半月刊》、《生活报》、《印华经济》等华文报刊上发表了大量作品，如小说《祖国的感召》、《内讧》、《把孩子交给祖国》、《在前进的道路上》等。这些作品以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浓郁的时代气息和现实主义的写实手法，在50年代的印（尼）华文坛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到了生活日趋稳定的60年代，他进一步扩大了与华侨圈中文化人士的结识、交往。1963年，雅加达创办了华文《火炬报》，他的好友梁龙光出任总编辑。周颖南给该报大量供稿，并且担任了该报特约记者。他不要稿费、不拿车马费，驾着自己的汽车出门采访，采写了许多有见地的稿件，成为雅加达新闻圈中的知名人士，有重大活动常常会被请去参加采访。　　1965年，雅加达举行亚非会议10周年纪念，他经陈毅夫人张茜介绍采访了周恩来总理，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特写《沐浴在战斗友谊的海洋里——写在周恩来总理的告别宴会上》，生动记录下了那历史性的一刻。其他引起广泛反响的著名新闻作品还有：《听赤道战鼓，看东方歌舞》、《潮音花雨满人间——访中国佛教代表团团长赵朴初》、《第三届亚非电影节的评价与感想——中国电影代表团团长司徒慧敏答问》、《李宗仁先生毅然回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中国核试成功与苏联赫鲁晓夫的下台》、《中国歌舞的舞台设计》等一批眼光独到、思想敏锐、文风犀利的特写。这些情文并茂、栩栩如生的文章，非常受读者欢迎。
　　1970年移居新加坡后，环境稳定，与商文两界朋友的交往都进一步扩大，眼界也更加开阔，周颖南的文学创作活动也随而步入高峰。他不但写了大量的抒情诗、文学评论和书论画评，充分体现了他多方面的修养、独到的思想见识和审美眼光以及高雅脱俗的艺术趣味，而且还创作了一大批清新隽永、感情真挚、笔调有自家面貌，极具大家风范的优美散文。这些散文作品，集中体现了周颖南文学创作的主要成就。
　　“周颖南的散文作品，不仅具有较强的思想性和较为浓厚的文化意蕴，同时，在艺术形式及表现手法方面也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在对散文文体形式的把握上，周颖南的作品表现出了一种不拘一格、自由挥洒、任意而为、随性而为的大家风范。”（《海外华文文学史》）
　　特别是他的脍炙人口的访问记，如《访问中国当代文学巨匠巴金先生》、《老舍、胡絜青、丹柿小院》、《在木樨地的高楼上——中国著名作家丁玲女士、陈明先生访问记》等，以海外华人作家的独特观感，记述了文化巨人的生活片断，表达了对文艺前辈的崇仰之情，文笔自然洗练，情真意切，生动感人。
　　《漪澜盛会》记述在北海仿膳饭庄与中国老一辈文艺家，如叶圣陶、俞平伯、丁玲、陈明、夏承焘、胡絜青、黄君坦、王益知、张伯驹、潘素、庄明理、梁披云等雅聚的盛况，写来豪气纵横，引人入胜。其他散文名篇如《槟城纪行》、《雪夜访萧军》等，也都被赞誉有加。其中，《雪夜访萧军》还曾被《香港文学》、《解放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马尼拉《联合日报》等多家报刊争相刊载。
　　收集了周颖南代表作的几本文集如《迎春夜话》、《周颖南文集》、《颖南选集》、《南国声华》、《南国情思》、《漪澜盛会》等产生广泛影响。特别是《映华楼随笔》，被翻译为日文，在日本出版，引起日本文艺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被视为中国海外华文文学创作的力作之一。《星马人物志》更称其著述为“传世文集”，“在作品中有生活的哲学，生命的智慧，而展现其美好的人生。”
　　此外，他的作品还入选了《当代散文精品珍藏本》、《20世纪中国散文英华》、《20世纪旅外华人散文百家》、《世界游记精选》、《20世纪中国新诗辞典》、《现代作家旅游辞典》、《新加坡作家散文选》、《莆阳文荟》、《叶笛声声》等文集。此外，其颇具汉魏风骨的书法作品也赢得广泛好评，入选《20世纪国际现代书法篆刻家作品荟萃》，他也因此而荣获“世界特别荣誉奖艺术家”称号。
　　1993年12月11日，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中国现代文学馆等在北京联合主办“周颖南从事文学创作四十周年作品研讨会”，中国领导人程思远、马文瑞，文坛前辈冰心、夏衍、艾青、季羡林等或赠言嘉勉，或亲自出席研讨会，其规格之高，场面之隆重，在海外华文作家中尚属第一人。会后，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了他的论文集《南国玉树》。1994年8月22日至24日，厦门市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会、厦门大学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中心在厦门大学主办“东南亚当代华文文学暨周颖南创作研讨会”，会后出版了论文集《周颖南创作探寻》。
　　中国现代文学馆建立了“周颖南文库”，收藏周颖南的手稿、著作、图片、光盘、研究资料及部分藏书。上海图书馆“中国现代名人手稿馆”也收藏了周颖南的手稿、著作、图片、光盘及研究资料。
　　最被人们耳熟能详的，还是周颖南与中国文坛泰斗、艺苑名人们披肝沥胆的交往情谊。可以讲，他以自己的挚情和胆略架起了跨越国界的文化交流桥梁。
　　这些交往，很多是在“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艰难岁月，这些泰斗、权威被视为批判斗争对象，大倒其霉，一般人唯恐避之不及的时候进行的。那时，周颖南虽远在海外，却时刻记挂着心中崇敬的前辈们的安危冷暖。他多方设法建立联系，竭尽所能施以援手，除了在生活上帮助前辈们之外，他还以自己的行动为他们进行无声的平反。他自费出版了《丰子恺书画集》、《海粟大师山水小景》、《海粟大师近作》等，在海外宣传介绍大师的卓越成就，为他们提供了精神安慰。
　　所谓患难见真情。惟其如此，周颖南才与这些令人高山仰止的名宿前辈们建立起动人的真挚情谊。如他与叶圣陶、俞平伯、巴金、丁玲、艾青、萧军、萧乾、周而复、胡絜青、冯其庸、施蛰存、杜宣、丰子恺、刘海粟等人的交往，如今仍被传为文坛佳话。
　　其他与他来往密切的著名友人还包括程思远、周谷城、赵朴初、杨烈宇、唐云、周碧初、谢稚柳、程十发、邓云乡、陈从周、庄辛等。在日本、东南亚乃至欧美一带，也到处是周颖南的文友或知音，可谓交游遍天下。
　　集中反映周颖南与文化名人交往的，可算是周颖南细心保存并编印成书的《叶圣陶、周颖南通信集》、《俞平伯、周颖南通信集》、《大师华翰——刘海粟、周颖南通信集》这三本重量级的书信集。这些来往持续了十余年，数百封的珍贵信件既是友谊的纪念，又是研究大师生平、文艺思想和创作风格的第一手资料，价值难以估量。特别是《大师华翰》，使海翁手迹第一次得以影印出版，被认为是填补了中国现代书法作品出版的一个空白。
　　靠着经商形成的物质基础，周颖南扶持文化事业的事迹还有很多。他前后出资为作家、画家等出版的文集画册，除前述之外，还包括《紫山老人草书诗稿》、《紫山老人八十自寿》、《玄隐庐诗》、《玄隐庐录印》、《钵水斋近句一百首，附苏诗龚画风流人物无双谱》、《秋明遗墨》、《冯霖章、孟欲晓画集》、《百猫图卷》、新诗《窗外嘹亮的声音》等十余种。
　　周颖南和他的同乐饮食业集团以商兴文，在某种意义上成了联系华人文化艺术界的桥梁和纽带。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以及东南亚、欧美等世界各地的华人学者、艺术家和艺术团体，赴新加坡进行文化交流，往往要来同乐欢聚，并拜会周颖南。他们同样深深喜爱同乐，把它当自己的大本营。

　　六、商文结合，结出同乐饮食文化奇葩

　　周颖南经商为文的一大成功创造，就是将文化与商业结合，发挥自己的两方面特长，结出了同乐饮食文化这朵奇葩。
　　文人开店，当然就要具有文人特点。周颖南手创的同乐饮食业集团，从第一店湘园开始，就形成了一整套风貌独具的饮食文化特色。构筑在深厚文化底蕴之上，同乐企业机体处处洋溢出浓烈脱俗的文化品味。主题餐厅、文化餐厅、招牌店各具特色，湘菜、粤菜、京味菜、“新中华菜系”异彩纷呈，在同乐集团吃上一圈，就好象在作美食文化的巡礼。
　　以同乐集团的招牌店同乐酒家为例。这家荣登了由餐饮界权威杂志RESTAURANTS ASIA主评的“亚洲高级餐厅龙虎榜”的名店，除了以鱼翅为代表的各色佳肴出品名扬四方外，也是名副其实的艺术殿堂。这里陈列有艺术大师刘海粟的精心之作“泼墨山水”、“泼墨花卉”，福建画坛宗师李耕、陈熏师合作的工笔重彩《十八学士登瀛洲图》，白雪石的《桂林山水》，孙信一的《武夷春色》，于非庵等人的扇面和上海四大名家唐云、朱屺瞻、应野平、俞子才的作品等，琳琅满目，瑰丽奇绝。而狮城国宝——诗文、书法双绝的潘受老人专门书写了“糟漓富贵几场醉，虚雉功名一掷呼”、“日长似岁闲方觉，事大如天醉亦休”的对联，字字珠玑，且道尽人生哲学。更令人称绝的，是俞平伯教授专为“同乐鱼翅酒家”（原店名）撰写的对联“鱼美酒香奚翅食重，宾筵家庆乐饮情同”，引经据典且巧妙地将店名嵌入联中。
　　文人开店，名家唱和，以文促商，文兴商茂，艺绝而食美，堪称一时之盛，在商海文坛两界都称得上创举！
　　同乐各店文化个性鲜明，老北京食堂以地道的北京地方特色为主要卖点，出品的饺子、锅贴、小笼包、炸酱面等美味可口，餐厅环境设计如旧京城的风俗画，而服务人员的热情招呼又象旧北京的茶馆，使顾客感觉别致可亲。因此，成为狮城最受欢迎的大众化餐厅。
　　新华俱乐部则是同乐另一成功的经营概念的体现。他们在多方考证的基础上，挖掘出老上海滩红极一时的新华俱乐部这一著名招牌，赋之以新的经营思想引入新加坡，在以具有显赫传统的历史名店号召顾客的同时，又大胆进行再创造。在聘请的世界名厨的主持下，新华俱乐部突破了传统中餐模式，推出了中西合璧的“新中华菜系”，领新加坡中餐业风气之先，激起热烈反响。新华从而成为高档次餐厅中的佼佼者。
　　毛家餐厅是海外第一家宣传已故中国领袖毛泽东的主题餐厅，被誉为反映一代伟人光辉一生和体现解放后新中国时代特点的博物馆。餐厅一开张就引起海外轰动，并在单日营业额、媒体报道规格和次数（世界著名的各大电台、电视台、报刊等如CNBC、CTN、FUJITV、BBC和时代周刊、朝日新闻等等都进行了采访报道）、新加坡餐厅知名度等方面打破了多项记录，被评为新加坡十大热门餐厅、最佳餐厅、旅游定点餐厅等，获得了亚洲餐饮业“最佳创意奖”、新加坡最佳服装设计金鼎奖等一系列荣誉，成为具有世界声誉的名店。
　　周颖南很强调“食无定味，适口者珍”，绝不固执于门派界限，并注意利用新加坡美食之都的有利条件，广泛吸收世界其他国家烹饪调味乃至餐饮服务的优点，不断提升菜肴出品质量。
　　同乐重视与中国大陆的饮食文化交往。他们在邀请中国各路名厨到同乐集团献技传艺的同时，还经常举办文化宴会，向新加坡人民宣传介绍灿烂多彩的中华文明。
　　1985年，同乐在新加坡首创文化宴概念，与北京仿膳饭庄合作，在新推出中国宫廷宴，轰动狮城，吸引大量品尝者，取得极大成功。从此后，同乐几乎每年与中国大陆饮食界合作进行饮食文化交流活动，先后举办了中国孔府喜宴、满汉全席精选（3次）、上海福寿宴、北京迎宾宴、四川风味精馔（2次）、江南宴、红楼宴、连续多届的中华美食世纪之宴以及人民大会堂国宴、钓鱼台国宴、金瓶梅宴等。
　　除了发掘中华传统文化为我之用以外，在创办新店同乐海鲜廊的过程中，同乐又推出“美人鱼寿司”的独特创意，在新加坡引起轰动性效应，甚至远在中国首都的《北京青年报》都刊文介绍，从而使新店开张伊始就已红透狮城。
　　同乐各店经常是冠盖云集。提倡、鼓励创新精神的吴作栋总理对同乐集团相当欣赏。别人请他在同乐海鲜廊吃饭，他赞不绝口，表示一定还要回来。果然，在短短的两个月之内，他就三次在同乐属下的餐厅请客用餐，亲友们为他庆祝60大寿的寿宴也专门选在了同乐新店玉楼。周颖南特地委托中国书画名家唐诗祝，书写了大幅“寿”字作为贺礼，在当天送给吴总理，总理欣然接受并合影留念。这件事，为艺术气息浓厚的同乐名店增添了又一段佳话。
周颖南还积极参与饮食文化探讨，他有多篇论文收入《首届中国饮食文化国际研讨会论文集》、《98世界华人饮食科技与文化交流国际研讨会论文汇编》等专著。他的《中国饮食文化论》以对中华饮食发展的独到见解，在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
　　因在中华饮食发展方面作出的突出贡献，他先后荣任新加坡酒楼餐馆业公会会长、顾问，世界中国烹饪联合会副会长、顾问，国际饮食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饮食文化博览馆名誉馆长、中国《东方美食》杂志特别顾问，世界中国烹联、中国烹协机关刊物《餐饮世界》顾问等，并获得了新加坡传媒机构授予的“金鼎奖”荣誉。

　　七、难忘故国情缘

　　海外生活50载，周颖南一直割不断故国情缘。家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引起他无限的眷恋，他在诗作《故乡啊，仙游》中深情地形容：“只要多看一眼，就感到无比幸福！”祖国建设取得的任何成就，同样会令他欢欣鼓舞。早在1952年，他就在雅加达的报刊上发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三周年》。祖国十年大庆，他又激动地创作并发表了长诗《祖国赞歌》，热爱之情溢于言表。
　　祖国和故乡对他意味着很多。那里有他慈爱的双亲。他也曾动过把父母接到国外享享清福的念头，但被故土难离的二老坚辞了。他们终于安眠在家乡广袤的大地上。侍亲至孝的周颖南，从此对故土故国又增添了别样的感情。他曾对友人说道：“祖籍国对我而言就像是母亲一样。”。他把回中国形象地比喻成“回娘家”。仅中国改革开发这20年来，他回了多少次“娘家”，已经是数都数不清了。
　　几乎在中国的各个角落里都有他的朋友，或为师友，或为莫逆之交，从国家领导人、政府高官、学界商界巨子到初出茅庐的后起之秀。前文述及的漪澜盛会，就反映了他与大陆友人们交往的片断。而他在上海连续多年前后共举办七次的豫园雅集，更是盛况空前，汪道涵、苏步青、孙道临、陈从周等各界名人济济一堂，著名学者苏渊雷赋绝句道：“两度豪英参笔会，一时骚雅动芳邻。兰亭兴慨情非昔，哪及今宵月色新”，认为豫园雅集并不亚于当年的兰亭盛会。
　　交友只是一个方面。周颖南以实际行动支持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
他以自己的超凡努力和才能，从“文革”后期开始架起了一道中国大陆与海外文化交流的桥梁，作出了突出贡献。
　　他五十年如一日，坚持不懈地在海外宣传、弘扬中华灿烂文化，赢得了人们的赞扬和尊重。
　　他倾心竭诚，为祖国和家乡的建设，文化事业的发展乃至扶持人才成长做了大量工作。
他认为金钱的价值不在于占有而在于使用。十多年中，他为故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希望工程等奉献资金数以百万计，赠送图书多达万册以上。1994年，为了开发河北涿鹿黄帝城旧址，他捐献人民币100万元，成为海外华人第一发起人。经过几年建设，在当年黄帝与蚩尤大战的战场上，黄帝城巍然屹立；纪念黄帝、炎帝、蚩尤这三位华夏文明祖先的“三祖堂”，成为海内外炎黄子孙寻根问祖的圣殿和中华民族大团结的象征。以周颖南命名的“颖南小学”成为当地首屈一指的高质量学校，一批又一批儿童从这里成长为知识少年，为涿鹿的明天带来更光明的希望。
　　周颖南凭着他文人式的敏锐感觉、历史眼光和企业家式的非凡魄力，首倡了这一泽被民族大业和子孙后代的义举，其影响将永远难以磨灭。如今的涿鹿，靠着旅游业的突飞猛进，和教育水平不断提高，已甩掉落后地区的帽子。为此，河北涿鹿人民特意在黄帝城“三祖堂”为周颖南建立了“赤子情怀”纪念碑亭。
　　在文化教育事业方面，他更是在不断发挥自己的能量。他先后被聘请为中国国立华侨大学董事、客座教授，北京大学学报基金会副理事长，南开大学台湾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厦门大学中文系、扬州大学兼职教授，华东师范大学顾问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河北师范大学、广西师范大学、海南大学、洛阳工学院名誉教授，烟台永康残疾人大学名誉校长，湖北函授大学名誉校长、名誉教授，中国东方文化发展中心理事长等职务；同时是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国诗经学会、丁玲研究会、萧军研究会顾问，中国饮食文化博览会、千唐志斋博物馆、义云高大师馆、王铎书法馆名誉馆长。
　　2001年8月18日，周颖南受聘为新加坡华夏管理学院咨询委员会副主席。
　　他的事迹和传记载入《龙的传人在海外——30位杰出华人的成功之路》、《世界华人》、《华人世界》、《炎黄子孙在海外》、《华夏赤子数风流》等专著和《世界华人名人录》杂志。《世界名人录》、《世界华人文学艺术界名人录》、《中国当代名人录》、《世界华人当代名人大辞典》等十几种辞书收有周颖南的辞条。并有长篇传记《情系中华——周颖南传》、《南国萍踪——周颖南传》、《周颖南评传》出版。
　　1997年，周颖南应邀到香港见证举世瞩目的香港回归中国的历史性时刻。1999年，他再次应邀到北京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盛大庆祝活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没有忘记他为祖国繁荣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而周颖南为实现他“服务社会，服务人群”的人生理想，也依然在默默耕耘着。

（撰稿：刘小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