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华人名人录

特别专栏
我与中国人的交往
我第一次去香港，是在一九六七年十月。那时，我刚娶了一位华人作太太（编者注：其太大为已故船王包玉刚的女儿）。　　当时，文化大革命的风波已波及香港，平民百姓中普遍存在着担心受怕的心理，很多人卖掉房产移居到国外去了。一些外国银行也关闭了在香港的分行。　　在一次晚宴上，我的同桌上有一位气度不凡的先生，好几次自称为“老大”，骄气过人。我以为，他这样自尊自大，是有点太过分了。后来，太太告诉我，他是香港立法局主席，是当时香港被大陆红卫兵所攻击的头号对象。这是我在亚洲经历的第一课：人不可貌相。　　这段时间里，香港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个警官曾带领其下属阻止了想冲进总督府造反的人们，他因此成了英雄。但过了几年后，却查出来他是贪污最多的警官之一，他因此被判了刑。他的案件是香港成立廉政公署的原因之一。当时，我不怎么关心这些事情。可是，二十五年后，我却担任了香港政府一个调查组的组长，任务就是调查廉政公署的工作与权力范围。这件事给我上了第二课：不可轻视身边所发生的事情。　　在亚洲所上的第三课是：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如果当年有人对我说，我在十五年后会管理一条以中国大陆为主的航空线路，我可能当时马上就会找一位高明的心理医生，给他诊断一下是否哪里出毛病了。然而，今天的港龙航空公司的班机已飞往中国所有的重要城市，而且经常没有空位。　　我的岳父包玉刚爵士，早就注意到中国的变化，以他的直觉判断，中国将朝着越来越好的方向发展。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后，他受邀请回到大陆，受到了很高规格的接待。北京方面了解得很清楚，他是世界上第一流的航运企业家。中国的高级领导人与他谈到了中国的当务之急，也谈到了所需要的各方面的支持。包爵士与其他老一代的海外爱国人士，答应了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进行支持。捐助及其它方面的支持很快就被列入了中国政府的建设计划之中，主要是用于教育与交通条件的改善方面。　　虽然，我们早在一九七九年就开始和大陆的造船与航运公司做生意，还共同成立了中国较早的合资公司，但我第一次去中国却是在一九八一年七月。当时，我去北京出席以我太太的爷爷名字命名的兆龙饭店的开工典礼，主持仪式的是国务委员陈慕华。下了飞机后，我遇到了来迎接的人，开始我以为他是一位司机：光着脚穿着凉鞋，上身套着一件运动衫，下身是一条皱巴巴的裤子，然而，他的身份却是：第六机械工业部船务总监。　　我还见到了邓小平。邓小平穿得也很简单，一件短袖的白衬衫。他很热情地欢迎我们的一家。邓小平很矮，也很自信。我第一次与他握手时，就感觉到他发出的指示一定会被执行。　　接下去的几年中，我又好几次见到邓小平，也见到了其他领导人，如江泽民、李鹏、朱熔基、乔石、万里、荣毅仁、田纪云、姬鹏飞等等。这些政治家的目的，就是实施中国的改革，把中国带向新的纪元。让我吃惊的是，这些高级领导人的知识面非常广博，不管是农业、能源或交通运输问题，还是贫困地区的状况或财政收支等问题，他们都知之详尽。一次，在接待奥地利访华代表团的宴会上，江泽民所发表的对欧洲音乐的见解，以及当场跳起了维也纳华尔兹舞的情节，更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中国的时候，我时时感觉到这个大国家的永恒性，也看到了人与人之间为了生存和发展而进行的竞争，同时还到处看到了高兴的脸庞。　　中华民族是一个值得令人骄傲的民族。在历史上，她虽然遭受了很多蹂躏，蒙受了很大的牺牲，但她正在书写着历史的新一页。中华民族一直使所有接触过她的人，都感到一种特别的兴奋。她近些年的变化，是世界上任何民族都难以做到的。　　赫尔穆特·苏海文博士：原籍奥地利，现为香港环球航运公司董事局主席、奥地利奥中友协名誉主席、亚太地区经济委员会副主席。